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儒学研究是哲学史的研究主导的，而不是思想史的研究主导的。
见范瑞平等编《儒家宪政与中国未来》(上海: 华东师大出版社，2012)，页27。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说，就是如今世界像一部宏大的交响乐，中国是要加入这个交响乐乐队，用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给这部乐曲增加复调、丰富声部，使它显得更丰富和更华丽？还是用不和谐的节奏、韵律甚至音量，压倒它并且取代它？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进路。
[100] 的确，大陆新儒家的背景在当下，关怀也在当下，对当下中国的现实关怀，才逼出了与海外新儒家分道扬镳的大陆新儒家。53、在这个问题上，大陆新儒家不同学者特别是陈明与蒋庆之间似乎有一点儿分歧。这种保存君主制的努力，是因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马上就面临分裂的危机……对康有为来说，虚君的意义在于使现代民族国家能够有效地继承清帝国统治的广大疆域。可惜的是，现在越来越亢奋的大陆新儒家，在越来越膨胀的中国崛起时代，似乎已经听不进这些苦口良言了。当然，更让人感到惊诧的，乃是他们提的那些颇为惊世骇俗的政治设想：比如，他们提出大陆现政权要有合法性，就必须要确立儒教为国教。
这里关于男女、夫妇和家庭的议论，几乎让人瞠目结舌，不能卒读，比如男女关系 的混乱，绝对是女子的责任(页68)，西方人鼓吹性解放，肯定是女人在哪里欢呼雀跃(页68)。这并不是他随口所说，在其〈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又 说夏商周『三代』即有儒教，因儒教是一文明体，伏羲画卦即开创了中国文明。由此，对个人职业的发展来说，能否获得学术圈的承认、是否在学术圈拥有话语权和对话能力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
罗志田，2015年：《变中前行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载《读书》第6期。因此，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既不应该依附于学术小圈子的兴衰，也不简单等同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繁荣和发展。诚实地说，虽然学术自主性的寻求和确立是志在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平等对话乃至在能够一定意义上影响、甚至支配国际学术圈的话语权，但是这种与国际接轨的努力本质上不过是在更大范围内继续强化小圈子化的行为。这最终可能使社会科学研究者退化成鲁迅笔下以知道回字的四种写法为傲的孔乙己。
在这样的境况中，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就将自我放逐于社会之外，不再有社会担当（许纪霖，2006年，第141页）。在难题和选择面前，唯认识论和知识论为核心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远远不够，它只有从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层次上升为实践论的层次才是合格的。
在学术共同体的规训下，大部分学术产品只是写给少数同行和专家看的，这些作品早已放弃了以学术关怀社会的理想，而那些还在试图关怀社会作品，又不见得有多少思想（罗志田，第66页）。如果将学术研究置于一种类似生态链的情境中来理解，就会发现，公共问责乃是这一生态链必不可少的一环。不过对社会科学的理想图景来说，公共‘责任伦理远比‘（个人）心志伦理更为重要和根本，在这个充满利益冲突的世界上，只有‘（公共）责任伦理才能以审时度势的态度，不但要求为自己的目标做出决定，而且敢于为行为的后果承担起责任（同上）。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普遍的花钱建圈子、花钱进圈子的问题：一方面，现在各种构建学术圈子的交流活动，很多已经成为了交易、铺张浪费和损失效率的黑洞。
4.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远离政府和市场 据统计，在社会科学领域，不仅大多数的学术出版物在学界几乎没什么影响，而且大部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从未能够成功的塑造今日的公共空间（Biswas; Kirchherr，2015年）。习近平，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5月19日第2版。孙正聿，2017年：《注重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专业性》，载《光明日报》1月9日第?11版。这三种趋向侵蚀了社会科学的公共性，剥夺了社会科学的务实性、审慎性和思想性，弱化了社会科学的道德、责任担当，使其日益成为灵魂缺失的社会科学。
四、小结：找回社会科学的灵魂 以上的趋向表明，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正在逐渐流失，即社会科学公共性的匮乏以及由此造成的务实性、审慎性、思想性、道德性和责任性的缺失。美国奥巴马政府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的卡斯·桑斯坦就曾坦言，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专家学者提出的建议见光死的概率很高（桑斯坦，第18页）。
更为冷酷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实践智慧而形成的应对难题和选择的办法，往往比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建议的方案更为有效。这些专业化的研究，往往掩盖了面向事情本身的根本性和重要性。
为了找回研究的灵魂，对社会科学进行重新定位和定向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十分必要。通过这种评估和评判：（1）至少能够进一步识别和确认学术研究的公共责任，甚至可以将这种公共责任称为学术义务。这些学术圈不仅比较排外，内部也存在激烈且广泛的话语权竞争。虽然这些学科性的问题与社会公众的真实生活和命运密切相关，但是，不仅社会科学的写作对象不是社会公众，而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主体亦不是社会公众。[摘 要]公共性是社会科学的灵魂。这不仅反映了国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期待和要求，而且表征着社会科学自身应扮演的理想角色，即社会科学研究应充分发挥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它所担当的主要角色并不是为了学术小圈子的繁荣和发展，而是为了兑现并加深对这个世界的关怀。
这些学术小圈子不仅丧失了公共性、放弃了道德和责任担当，而且常常浪费、甚至骗取大量的科研资源，损失了科研效率，侵蚀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从既有研究文献来看，社会科学研究者更多的只是对学术公共责任进行以学术共同体为中心的内部导向性分析和诠释，鲜有以外部导向为中心的分析和诠释。
社会科学的本意，就在于能够为提升人们的存在体验提供智识支撑。这会带来局限性，即因专业视角的限制而无法妥适地解释社会现象，亦很难为社会难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帮助。
也许，如此这般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可被称为穿着科学方法新装的皇帝。自以为是、自我膨胀和拒绝公共问责的结合，真可谓只见个人心志伦理，而轻视、甚至无视公共责任伦理。
原载《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 公共性是社会科学的灵魂所在。（3）至少能够深化学术研究的优胜劣汰。另一方面，问题的相互关联势必要求解决方案要具有相互关联性，只有兼顾所有因素，问题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然而，虽然今日社会科学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很多成果只是停留在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层面，而难以上升到实践论的层面，因此其价值也就难以得到鉴别。
公共问责的弱化乃至缺失，势必会破坏整个学术研究生态链的完整和健康。对社会科学来说，话语能否具有公共性，是非常致命的问题。
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职业化、学术化、体制化以及由此而要求的圈子认同、学术对话虽然重要，但改善人们自身的存在境况才是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虽说近些年来，对学术公共责任问题的讨论日益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新热点，但是，这类讨论大多只是停留在学术腐败、学术诚信和学术合作的论域中。
社会科学研究不能蜕变为研究者寻求圈子认同、争夺学术话语和学术资源的活动。项飙，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载《文化纵横》第6期。
有学者就此发自肺腑的指出，学者的生存有很多含义，‘死亡也有不同的含义。这即是说，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和努力无法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分离，如果我们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这个成分从社会科学研究中抽离，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就会失去灵魂。这使得社会科学在研究上表现出只见学术圈子，忽视公共性的趋向。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对社会科学为什么会公共性匮乏的问题进行哲学层面上的解释，进而为重构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想图景提供平台。
经由20世纪学术体制化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在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内部，形成了各色各样的学术圈。随着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社会多样性、复杂性程度的不断深化，以及由此造成的不确定性领域的不断扩展和不确定性程度的不断提高，如何有效治理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2）至少能够对学术研究产品的绩效进行评估和确认。社会科学研究本质上是为解决问题，最终要落实到实践上来。
许纪霖，2003年：《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近几年来，基于对当前研究成果质量评估方式的不满，学界一直在寻找并构建一种更为妥适的评估方式，然而，在既有的研究成果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中，能够体现实践检验维度的社会价值指标所占权重极其低下，并且对社会价值指标的评估大多仍是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几乎没有来自实践检验方面的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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